论次高增长阶段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次高增长阶段，即比国民经济高增长阶段低一个层次、但又不是过低增长的那样一种成长阶段。这是依据近20年我国经济增长格局与机理、特别是1997年11月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格局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得出的。根据对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的分析，估计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将延续到2010年或更长一点儿。在这个阶段开始后的初期，大约有三至五年的调整期，此后，我国经济将全面进入一个持续的次高增长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原有的宏观政策目标不做调整行不行？回答显然应当是否定的。

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之前，将控制物价和实现国民经济高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寻求稳定物价与实现经济高增长间的均衡，是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有其内在合理性。

第一，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相伴而生的国民经济高增长，以及短缺经济时期积淀下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为改变扭曲的物价结构不得不进行的价格调整，在客观上决定了宏观政策目标的选择必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物价而言，既不能全面实施控制，也不能过于放松。因为，如果像传统体制时期那样对物价实施过于严格的控制，就会妨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但是，如果不加控制，则会引发过高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而言，既不能追求过高增长率，也不能将增长率压得过低。若压得过低，通货膨胀压力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将会明显增大。即使财政收入不是绝对减少，而是相对减少，也会因此而限制政府支持国民经济持续起飞的能力。这是与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坚持对传统体制时期所形成的扭曲的价格结构进行调整，又要保证国民经济实现持续性的高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客观要求，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经济运行中必然会涉及到的就业和国际收支问题，在短缺经济较为突出的时期，还不可能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只要存在持续性短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性高增长就不成问题，因为短缺本身就意味着供给不足具有普遍性、需求亢奋具有广泛性。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必然较高，就业压力必然较小。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存、贷款实际利率就会下降，从而其名义利率就有相对上升趋势，如果此时存贷款名义利率高于外币存款利率，外资流入的倾向就必然大于流出倾向，这时本国国际收支状况也往往较好，从而国际收支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就业率较高、外资流入也较多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必然较大。如果政策操作得不好，就难免出现与高增长相伴随的高通胀。而一旦采取强力紧缩政策打压过高的通货膨胀，其代价又往往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反过来则会成为失业率过高的原因或者说“导火线”。由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在对经济增长率进行控制时，不可能不顾及就业现状。我国经济制度决定了我们还不能用过多地牺牲就业的办法来维持较低的物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当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不仅宏观经济走势在变化，而且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及其外部环境也在变化。过去，宏观经济运行在总量上直接表现出来的需求过旺、结构上表现出来的供给适应并能够引导需求、微观主体的较高投资热情和较强出口倾向等等，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便出现了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变化。此间，不仅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并造成市场需求偏淡，而且微观主体的“投资热情”也被“投资冷静”所代替，原来各类微观主体所具有的那种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来寻求自身更快扩张的倾向也越来越弱，失业和通货紧缩此时无疑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稳定物价与实现经济增长间的均衡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就业和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尤其是在短缺经济转向非短缺经济状态、卖方市场逐步被买方市场所代替的大格局形成以后，虽然努力争取实现持续性高增长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此间通货膨胀压力开始下降，就业压力明显上升，国际收支顺差过大等问题开始突出出来。新的矛盾产生了。

经济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从1997年11月份开始我国物价便出现了负增长，到目前为止，这种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个月份。

物价的持续下降并以负增长形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就是通货紧缩。有的同志不接受通货紧缩这个现实，认为现在的突出问题不是货币供给不足，也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人们的支出预期抑制了人们的即期消费，人们的即期消费不足限制了市场需求，从而造成了物价的持续大幅度下降。这种分析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相应地也可以认为，通货紧缩这个概念无法全面概括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形势。但是，如果因此就否认通货紧缩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是不客观的。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我国物价在持续负增长，同时，与物价持续负增长相对应，我国城镇职工失业率则在上升，下岗职工人数也在继续增加，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仍在下降。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形势更不容乐观，出口负增长、进口正增长的格局已经形成，外汇储备的边际增量从1997年10月份起开始出现下降，资本净流出趋向于大于净流入，国际收支形势不容乐观。如此等等，均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此情况下，如果还像过去那样继续在稳定物价和实现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均衡，并将其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忽视对就业和国际收支的管理，那么，政策操作的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甚至还会因此而导致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率的恶化。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现实，审时度势，做出新的选择。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克服原有政策目标的历史局限，实现“两目标”向“四目标”的转变。否则，国民经济运行将因此而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甚至会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我国综合国力及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所谓宏观调控的四大政策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在继续注重寻求稳定物价与实现国民经济高增长之间均衡的同时，寻求稳定物价和实现国民经济较高增长与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间的均衡。寻求四大政策目标之间的均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的一种必然选择。

根据我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走势和经济发展次高增长的现实，我认为，从现在起的10年或更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宏观调控四大政策目标的具体内涵应当是：

第一，物价增幅稳定在3％或略高一点但最高不超过6％的水平。要改变持续20多个月份的物价负增长局面，就要求我们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但是，改变物价走势的政策操作不能过猛、过急，要稳步实施、均匀微调、逐步到位。

第二，将经济增长率大体控制在高于6％、以7．5％—8．0％为轴心、上下波动1．5—1．0个百分点的水平。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经济增长水平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保持一个接近甚至超过10％的增长，而是在提高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一个围绕7．5％—8．0％上下波动1．5—1．0个百分点的增长。这既是我国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一个基本政策目标。

第三，广义失业率控制在高于3％但不超过5％的水平。这里的失业率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失业率，是一种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职工待业率、但不包括农村劳动力不就业率的失业率。有人提出可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失业率控制在8％左右，我不敢苟同。应当承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普遍就业”已经不再可能，但如果以为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对失业率不加限制，任其升高，甚至在政策上就定得很高，则是既不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内在要求的。目前的现实是，实现一个很低的失业率已经不可能。但是，必须将失业率控制在高于3％、不超过5％的水平。目前我国广义失业率高于5％，明显超出了我们的政策目标，必须调整。调整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实施政策松动，以达到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直到广义失业率恢复到5％及其以下的水平为止的目标。

第四，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体稳定在8—9元之间，国际收支不追求过多的盈余而力求基本平衡。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看，当前亚洲及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通货贬值，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升值。在我国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等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保持稳定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必然表现为实际升值。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曾对人民币币值产生过低估的预期，从而在外汇黑市上出现过一定程度的贬值，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出口竞争能力已经不同于20年前。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8—9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之间，是可能的。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我们不能追求过高的人民币汇率，但也不能追求过低的人民币汇率。正确的选择是允许人民币对外币比值略有波动。与此相适应，国际收支也不能追求过多的盈余，应当是力求长期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允许个别年份出现一定程度的逆差。在国际货币体系变化莫测的形势下，这可能是最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次高增长的一种选择。